文|北某某

“该毁灭的三门峡大坝,西安居民的愤恨源于什么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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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到了2026年春季,黄河水利委员会如预期般发布了汛前调度计划,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的联合调水调沙时间即将来临。

与此同时,“是否应炸掉三门峡大坝”的讨论话题再次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

西安的居民声音最大,他们的愤怒并非无理,每一声抗议背后都蕴藏着几代人因水灾、淤积和迁徙而付出的惨痛代价。

一场被经验引导的超级工程

三门峡大坝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命运——它的建立正好处于急需治理黄河的时代,但对专业知识的忽视和对国外经验的盲目崇拜却让它陷入了困境。

黄河在中国历史上犹如一条无法驯服的猛兽,已经发生了超过1500次的决口和20多次的大规模改道。明清时期为了解决泛滥问题花费了无数财富,但近代依旧面临着频繁的灾难。

1938年发生的花园口灾难,造成数十万人遇难,数千万民众流离失所,到1950年代初,黄河下游依然是汛期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
建国初期,治理黄河被视为优先工程,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大型水坝的设计经验,最终转向苏联专家寻求帮助。

苏联专家最初选择的坝址在潼关,然而被中方技术人员反对,认为松散的黄土层无法承受高坝压力,于是坝址最终定于河南三门峡,此地地形狭窄,山体坚硬,非常适合建坝。

1954年,规划方案发布,三门峡被设定为黄河中游的总调度中心,设计水位约在350米,库容超过360亿立方米,预期防洪、灌溉、发电效果看似完美。

1957年4月,这项被列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的大坝正式动工,数万建设者聚集在这片西峡谷中。

大坝于1960年完成后,下游洪峰流量从近4万立方米/秒减少到不超过1万,河南与山东的防洪压力得到了显著缓解,早期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,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不如人所愿。

西安人为何年年呼喊“炸坝”?

在三门峡大坝的持续争议中,西安人绝非“无理取闹”,他们的不满源于渭河河床的抬升、数十万亩土地盐碱化的恶果、以及2003年不可理喻的洪灾。

这一切早在大坝蓄水前就被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一语道破,但当时他的话音未能引起重视。

在1957年的工程论证会上,黄万里公然反对苏联提出的方案,他指出黄河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,建造高坝必然导致泥沙淤积。

他警告渭河会遭受重创,更预言关中平原将面临盐碱化和沼泽化,遗憾的是,没人听从他的忠告。

问题出在苏联专家的经验错误,他们设计的水坝面对的河流沙量与黄河无法相提并论,结果导致设计中缺少有效的排沙设施,他们认为泥沙会自动沉降在库底,这一误判在黄河面前显得尤为致命。

自1960年蓄水后,短短两年内,15亿吨泥沙已经沉积在库区及渭河下游。

渭河变成了悬在关中平原上的“天河”,而西安离渭河干流不到100公里,一旦溃堤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盐碱化也随之而来,地下水被泥沙封堵,大片农田出现白霜,50多万亩耕地遭受严重退化,严峻的耕地紧张局面使陕西倍感压力。

更悲惨的是,40万库区居民被迫迁移,移民大部分来自陕西,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水土不良、生活困扰,长年累月遗留下的矛盾也陡然加重。

2003年,渭河洪峰流量仅3700立方米/秒,却酿成了50年一遇的洪灾,导致1080万亩庄稼被淹,经济损失高达82.9亿元,受到灾害波及的500万人感受到巨大的冲击,这时西安人“炸掉三门峡”的呐喊达到了顶点。

从“纠错”走向“共生”

每当调水调沙季节来临,“炸坝”的呼声总是此起彼伏,但如人所言,喊归喊,若真要实施,这比当年建坝要危险得多。

三门峡大坝早已不再是昔日的“问题工程”,经过六十多年不断的改进,它已融入黄河的防洪体系,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“炸坝”的呼声不过是情绪宣泄,无补于事。

早在六十年代后期,水利部门开始对大坝进行改造,使用炸药在坝底炸开排沙孔,将“蓄水拦沙”转变为“蓄清排浑”。

汛期时通过闸门排沙,非汛期时则蓄水,这与黄万里早年提出的思路相吻合,虽然经历十几年的曲折,最终还是回归了正确的发展路径。

截至第二轮改造完成,排沙能力大幅提升,随着2001年小浪底水库的投用,两座水库的联合调度使淤积速度显著降低。

从2002年至今,开展调水调沙二十余次,下游河道的洪水过流能力已经恢复至5000立方米/秒以上。

截至2026年4月9日,在黄河干流的五大水库中,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的蓄水为汛期防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《黄河保护法》实施后,水土保持力度加大,年运行沙量降至不足3亿吨,三门峡的淤积压力明显减轻。

2024年至2025年的调水调沙数据表明,库区的排沙效果持续向好,渭河河床高度逐步降低。

更重要的是,炸坝根本无法实施:水库内积存的数十亿吨泥沙一旦爆发,将引发比1938年花园口更为惨痛的人道灾难,将使数亿人面临灭顶之灾。

如今的三门峡,不仅担负着防洪、发电和灌溉的重任,200平方公里的湿地每年吸引成群的白天鹅越冬,已成为三门峡的城市名片,更是黄河中游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总结

对于“是否应炸坝”的争论,不如专注于“如何更好管理”,纠结于历史的错误,不如利用更先进的技术来优化调度,兼顾上下游的利益。

三门峡的教训深深铭刻在治黄的历史中:大型工程绝不能凭个人直觉来决策,专业的声音不应被忽视,只有尊重自然、敬畏科学,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共生。

“该毁灭的三门峡大坝,西安居民的愤恨源于什么?”

这座大坝承载着几代人的治黄梦想与艰辛,它不应轻易被否定与遗忘,而是在优化与提升中,继续守护黄河的安澜。